道光八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予英国，咸丰十年（1860年），签《北京条约》再割让九龙半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99年，从此香港脱离新安县。1899年5月，英军由新界北进占领深圳墟、布吉，遭东莞军民抗击，被迫撤至深圳河以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孙中山于三洲田村一带发动起义，史称“三洲田起义”（惠州起义）。1911年10月，新安民众响应武昌起义，攻占清政府县衙，新安县易主为民国政府；同年，广九铁路建成通车，设深圳站。
民国三年（1914年），全国省市名称统查后，为避免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广东的“新安县”改名为“宝安县”。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深圳设香港罢工工人接待站，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协助罢工运动，并在深圳设广九铁路深圳车务科，受理罢工工人免费乘车，还派工人纠察队和装甲车队进驻深圳，封锁当时的英治香港[3]。1925年12月，国民党宝安县党部成立，接纳中共党员为党部常委，次年中共亦成立宝安县委和共青团支部。1927年12月，由于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发起武装暴动，攻击国民党深圳区署。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县参议会组织条例》，“宝安县参议会”成立。1937年7月，国民党在宝安县实行保甲制。抗日战争期间，县治曾迁至东莞县石马镇[4][5][1][2]。1941年，日军试图从深圳跨过罗湖桥占领香港，驻港英军遂将桥拆毁，以阻止日军入港[6]。1942年2月，中共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设宝安大队，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日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宝安县府由东莞迁回南头。1947年3月，中共在宝安地区成立“惠东宝人民护乡团”，后称“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并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交火，最终取得军事上的优势。1949年1月，“江南支队”改称“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同年2月，东江纵队将国民党宝安县长生擒，遂控制宝安政权，8月中共宝安县委和县政府成立[7][8]。
1949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宝安县南头。1953年，宝安县政府考虑到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交通便利，便将宝安县城从南头搬到深圳墟。由于当时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圳又是香港通往中国大陆的陆路主要关卡，港人乘火车前往大陆必须在罗湖站下车，然后徒步横过罗湖桥进入深圳。基于当时港人对内地政策的恐慌，深圳的酒店曾经是港人和广东省籍亲人会面的地方[1][2]。
逃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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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至1970代末，由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问题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深圳与香港的边境地区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人数达56万人次[9]（也有说100万人次的[10]）。出逃人数以宝安县最为集中，并涵盖广东其他市县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区，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11]。对于1960年代之前的逃港者，被官方视为“投敌叛国”的偷渡，驻防宝安县的中国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向不听劝阻的偷渡者射击，许多出逃者因此被打死在滩涂山岗[11]。之后，由于出逃人数庞大，引起中共高层的极大关注，开始反思自己政策中的问题，认为靠武装阻止的方式不能解决逃港问题，并严令边防部队不可随意向出逃人开枪，对出逃者不予追究。有媒体认为，大规模的逃港事件是促成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原因之一。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经济快速增长，逃港人数开始骤减，至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几年间几近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