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８月，深圳迎來了作為經濟特區的第３０個年頭。國內各大新聞，媒體 紛紛刊登了各種紀念，總結和歌功頌德的文章。曾在深圳闖過天下的數百萬青年，如今回想起那段離鄉背井，孤獨，漂泊的心酸與苦楚，和在經濟大轉型中滾打跌磨時的迷茫與困惑，都會湧出不同程度的感傷。
３０年前的深圳是一個毫不起眼，無人知曉的邊陲小鎮，觸目為無際的田園和遠處隱隱起伏的青山。這裡的人們以捕魚為生，日昇出海，日落收網，勞累一天收入不到一元，日子過得緊巴。而隔著河的那邊卻是花花世界的香港，一天能掙６０多元。夜幕下，這邊漆黑如墨，對岸卻霓虹燈閃爍，向這邊眨著詭異的眼，引誘著飢餓的漁民。盡管當時邊境管理極嚴，仍有許多不堪貧困之人，突破邊防軍封鎖，穿越鐵絲網，游過深圳河，冒死投奔自由世界。＂同飢餓的群眾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沒有說服力的。＂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之間，由此偷渡去香港的人數多達５６萬人次。
１９７７年，＂四人幫＂下臺不久，鄧小平就南下深圳考察，那時的他深感地域遼闊，物產豐富的中國是何等的貧窮與落後。經濟改革迫在眉睫，刻不容緩。７０多歲高齡的他下了車，在寒風中佇立，久久地注視著深圳河對岸的香港，思索中國的出路。在保守主義阻擾下，鄧小平頂著＂復辟資本主義＂的帽子，做出了一個扭轉乾坤的決定，在深圳境內３２７，５平方公里，人口不足３萬的地域，設置經濟特區。將深圳建設成為商品出口基地和新型城市。從此，一張張鐵絲網，將特區和非特區一分為二，關外的人入關內，須辦理邊防通行証。
政策一出爐，全國立刻響應，２８個省的錢一齊湧向深圳搞開發與建設，爭掘第一桶金。近２萬名基建工程兵南下深圳，成了當時建設城市的主力軍。那時，每個省在深圳開了個窗口，設立辦事處，各佔一塊地，幾乎一省一座高樓，一國企一棟大廈。十年的時間，深圳人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下，用＂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向世人展現了前無古人，暫無來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將原本落後的小漁村，由灰姑娘瞬間變成現代女郎。
在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口號下，深圳人成了最早的受益者。土地征收，使他們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由土泥茅房搬進小洋樓，漁網從此收起，每天早上去酒樓飲茶。離深圳最近的港商聞風而動，紛紛來深圳辦工廠，開設加工制造業，一時間，蛇口，南山，寶安和布集廠房林立，形成一片片工業區。打工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農民，工人和閒雜人員，龐大的打工隊伍南下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移民潮。廠內廠外，大街小巷不再是單調的粵語，而是南腔北調，語言大匯合。飲食更是各地風味遍佈。至１９９２年，深圳居民和流動人口翻了一百倍成三百多萬。
除工廠的工人外，內地最早來深圳的拓荒者是一些建築公司和進出口貿易公司。搞建設需要大量的建材，於是，一些基建施工公司，裝飾材料公司，家俱公司等應運而生。包攬這些生意除國營建築公司外，大多是廣東潮汕私人隊伍，他們起早貪黑，很能吃苦耐勞，工程一個接一個，目不暇接。幾年下來，也就是８０年代中期，這些人已成為百萬甚至千萬富翁。大樓商廈落成後，許多進出口貿易公司和所謂皮包公司住進。那時的中國，做進出口貿易必須有政府批準的許可證。私人無法賺這個錢。當時國家窮得一無所有。記得第一位搶先來深圳的商人，連一輛出租車都看不到，祇好找一輛自行車去看地盤。晚上更找不到一家像樣的賓館下榻，就在政府辦公室的一張長桌子上臨時將就了一晚。不過，貧乏給外商提供了無限的商機和市場。他們與貿易公司合作，從紡織品，機械，輕工產品，食品，海鮮，生豬等，各行個業的生意，幾乎做什麼都獲利豐盈。皮包公司，通常是指一個人掛牌的公司，這種人無需顧員，一個人租個地，弄個營業執照和帳號，便提著公文包到處拉生意，憑一些關係和三寸不爛之舌去弄到進出口批文，再倒賣給貿易公司和企業。因此也叫倒爺。這樣的人在八十年代中晚期多不甚數，形成了一支很特殊的商業隊伍。政策放寬，使許多人見縫便鑽。關稅很重的進口電器，煙酒，汽車等則成為走私最猖獗的商品。
深圳不祇是屬於藍領階層，八十年代末開始已成為大學生，研究生最向往的地方。如果說第一批打工潮主要是工人階層，第二批則是知識分子。許多外資公司，企業和中資公司需要大批能懂英文，會文秘工作，有談判能力的人材，最令人興奮的是，這裡不看戶籍，沒有官僚主義，大家憑本事吃飯，且工資待遇是國內大城市望塵莫及的。許多在內地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卻工作受壓抑，看不到前途又有些闖勁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紛紛留職停薪，南下尋找機遇。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一時間，深圳成了中國一個人材最集中之地。
開放搞活的市場經濟為每個人提供了機會，現代商業社會急需現代管理人才和知識，而國內的大學沒有商科的課程。為了適應工作或換個好的環境，人們不惜放棄自己所學的專業，重新學習新的知識。夜校，職業培訓班的廣告滿天飛，補習班裡總是人滿之患，什麼商業貿易知識，各種語言課，財經，文秘，珠寶鑒定，質量檢查等課程可謂五花八門，學習氣氛甚濃。我的一位英語專業好友在９０年代初來深圳，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後來她看準辦班的生意，開始辦英語班，每周從香港請來外藉老師一次。沒想到生意紅火，到後來忙到連我們的飯局都無暇光顧。短短兩三年便身家３０餘萬。
經濟還帶動了餐飲娛樂行業。街頭巷尾，大江南北風味餐館密密麻麻。有錢的去大酒樓，魚翅燕窩，山珍海味肆意揮霍；普通的來大排檔，各式生猛海鮮嚐個新鮮；收入較低，自己又沒有廚房的進小吃店，一籠蒸餃，一碗過橋米線同樣意尤未盡。這裡的餐飲行業通宵達旦，生意興隆。當時，深圳給人的感覺真是到處是黃金，祇要肯幹，付出和得到絕對是成正比的，哪怕專給各餐館供應潮州鹹菜的小販都能站在百萬富翁的行列。隨之而來的娛樂場所如歌舞廳，迪斯科，卡拉OK，酒吧，生意熱火朝天，許多地方需預先訂位。這些場所為一批批南下的年輕女子提供了飯碗。這些青春女子大都是揣著一顆純稚不經世的心來，在聲色大染缸裡浸染後，變得世故滄桑。從世態炎涼，人情冷落的社會中她們懂得了，深圳不可能有海誓山盟的感情，何不拿自己的青春去賭明天。這支龐大的青春隊伍給隻身闖天下的男子和外商提供了身心臨時寄托處，為深圳商業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深圳有年掃黃，各大銀行的存款幾天內匯往全國各地的就有好幾個億人民幣。全是這些女子的＂青春費＂，）同時也成了數以萬計婚姻破裂的導火線。社會無法評定她們，祇得用一個新名稱來定性＂二奶＂。＂二奶＂的隊伍有多龐大，沒人真正統計過，祇知道市內有幾處大型住宅區被稱為＂二奶村＂。
我是屬於６０年代後出生的，雖沒趕上文革全國大串聯，上山下鄉的運動，卻經歷了特區改革開放，那是中國脫胎換骨，一次蛻變的時期。
在深圳１０年的基礎建設完成後，９０年初我帶著大學文憑和理想隻身來此闖天下。應該說，走向社會人生的第一堂課，是深圳教我的。當時覺得深圳的天都比長沙藍，初具規模的新型城市被稱為＂小香港＂。寬闊的深南大道中間和兩旁，皆綠樹紅花，格外鮮艷。鋼筋水泥玻璃形成的高樓大廈充滿現代都市感。沙頭角，免稅店的進口商品令人眼花瞭亂。
深圳的繁華我可以看到，卻沒本事體會。物欲橫流的金錢社會沒有喚起我的掙錢的欲望。近三年的深圳生活裡，我搬了１３次家，換了６次工作，被偷的自行車和換工作的數量相等。離開時，連銀行存折都沒有。很慚愧，我沒有為深圳的繁榮做貢獻，作為一名２０來歲的少女，也未施過脂粉，惟一自豪的是仍保持了自我。期間，有三位好朋友，兩位來自上海，一位來自長沙。兩位上海來的都在商界拼打；一個辦英文班，一個單槍匹馬做外貿，均有成效。而我和另外一個長沙人都不是掙錢的料。她憑著自己英語專業一直在五星級酒店做銷售經理至今，學音樂的我則專挑中聽不中用的公司如新聞文化中心，海天出版社，中國戰略管理研究會，青年英語俱樂部之類非營利性質的單位去應聘。在無數次搬家中的一次，我用單車載著簡宜的身家從社區裡推出來，一沒留神左腳卡在未蓋好的下水道井裡。自行車倒了，行李散在地上。我顧不得疼痛，眼睛很快的四周一掃，希望黑夜裡沒人看到了我的窘相。疼痛是小事，怕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傷害，趕忙扶起自行車。深圳打工的傷痕從此永遠地留在左腳上。
最困難的時期，我和長沙老鄉平分她口袋裡的５０元人民幣，以撐過一周至發工資的日子，關健時刻見証了患難之交的友情。有次四位好友的飯局，我們商量，下次找個男子請我們吃飯，還一本正經的翻開通訊錄一一搜尋，發現，這個人有錢，沒情趣，那個人有情趣，但沒錢。算了，還是自己請自己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四個人最大相似點，就是個性倔強，如此強的好勝心自然不會去伴大款，也沒有哪個大款敢招惹我們。青春年華，誰不憧憬過浪漫的約會和情人的關懷。而有的幸運，有的悲慘。我們之間，教英語的找了個教育界同行，倆人共同經營他們的培訓班。做酒店的嫁了酒店職位同等的男士，也相親相愛。做外貿的，後去了新家坡，拿了綠卡，又返回上海做生意，她即將５０歲，仍是獨身，屬於個性最倔的一個。而那時的我，發誓不嫁中國男人，起碼在深圳，要找一個專心專意的男子，簡直是大海撈針。於是，遠走高飛，來到了美國。
今年回國，途經深圳，這裡的樓廈更多更密，人口比我離開之時增了三，四倍，達到１３００多萬。地鐵站，華強路，羅湖關等處人山人海，水瀉不通。原以為這個特區在全國實行市場經濟後將逐漸黯然失色。但從眼前的情形看來，這個城市還處在正當年，祇是我所住過工作過的地方，被前赴後繼的腳印所掩滅，不留一點痕跡。唯有從８０，９０後的年青人稚氣的臉上，看到自己曾經的影子。
